儒家和道家宛如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两极，恰似一节电池的正负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恰似积极进取的勇士，奋力追逐自己的生命理想，为社会的繁荣贡献力量。道家思想的核心则是无为，犹如顺其自然的智者，随遇而安，不与自己的命运苦苦纠缠。

儒家活法的目标，是在世人眼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道家活法的目标，是在自己内心深处寻觅到真正的快乐。

在我看来，最为高深莫测的活法，当属道家的无为。

杜甫无疑是儒家活法的典型代表。

他的政治才能并不卓越，缺乏举重若轻、调和鼎鼐的能耐。然而，他的生命理想却如浩渺星空般辽阔，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渴望辅佐皇帝，如明灯般照亮皇帝的前路，教导皇帝，使他成为尧舜般圣明的君主，从而开创出纯朴和谐的太平盛世。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角色呢？帝师？亦或宰相？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啊！

杜甫，这位心怀天下的诗人，他的理想犹如浩渺星空，使命感恰似泰山压卵，非得让自己站在那巅峰之上，闪耀光芒。然而，他的一生却犹如在荆棘丛中艰难前行，痛苦不堪。

他才华横溢，文思如泉，本应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却心有不甘，不愿就此罢休。他曾担任河西县尉，这可是我们老百姓难以企及的县公安局长之位，但杜甫却毅然辞职。

后来，他又担任“右卫率府曹仓军”，这绝非某些人所说的门卫工作，而是部队武器库的重要管理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杜甫却对这一职位不屑一顾。

只因这些职务与他心中的生命理想相去甚远。

他完全没有出将入相的能力，却对那遥不可及的舞台念念不忘，这岂不是在与自己过不去？杜甫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自讨苦吃。

苏东坡则是典型的无为而活。

二十多岁便高中进士，得到权贵的赏识，前程一片光明，他稳稳地立于朝堂之上，犹如指点江山的英雄，为皇帝提出有利于民生的良策。外出担任地方官时，他心系百姓，尽心尽力地兴利除弊。

然而，后来遭遇乌台诗案，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流放到偏僻遥远的黄州，他瞬间从云端跌入谷底。但他并未一蹶不振，而是迅速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执着于兼济天下之事，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他吟诗作赋，犹如夜莺歌唱；他画画赏鸟，恰似闲云野鹤；他寻僧访道，仿佛超凡脱俗。手头稍显拮据时，他便购买相对廉价的猪肉，凭借着自己的奇思妙想，烹制出了东坡肉、东坡肘子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大饱口福。

朝廷见他如此逍遥自在，便将他贬到更为贫困的惠州。

惠州的条件艰苦至极，但苏东坡却发现那里的荔枝格外鲜美，于是欣喜若狂地说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天天有荔枝相伴，那是何等的幸福！即使要一直留在这里，又有何妨呢！

朝廷妄图让他饱受折磨，于是将他流放到那遥不可及的儋州。本以为苏东坡会命丧于此，岂料他却在那里栽种椰子，与农民伯伯谈天说地，甚至还为当地的年轻人讲学授业，将那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苏轼就如同那潺潺流水，顺势而为，随遇而安，从不与命运苦苦纠缠，也不与自己执拗较劲，故而无论人生道路如何崎岖，他总能活得洒脱不羁。

无为并非是消极怠工，而是如同那清风般不刻意强求，顺遂自然之理，遵循天道之规。

倘若上苍恩赐我一片锦绣前程，那我必定会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建立丰功伟业。若是上苍注定我穷困潦倒，那么穷困潦倒便是我人生的无价之宝。能上能下，可高可低，以一颗处变不惊的平常心去直面人生的风风雨雨，用一颗乐观豁达的欢喜心去度过岁月的变幻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