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面对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杨廷和再次展现了其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起初，他正确判断出被推荐的文官马中锡难以胜任平叛重任，虽未能阻止其出征，但随后果断提议更换统帅，启用陆完，并严惩失职军官，调整战略部署，最终成功平息了起义。在处理赵鐩起义时，他又采纳学士陈霁的建议，有效调动边防军力，进一步巩固了平叛成果。

正德七年，随着一系列叛乱的平息，杨廷和因功勋卓着，本应享受更多的封赏，但他一再推辞，这种不慕虚荣、一心为国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同年十月，他被加封为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地位更加显赫，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五、正德首辅

正德七年，随着李东阳的致仕，杨廷和正式接棒内阁首辅之位，标志着他正式成为朝政的中心人物。面对朝局的诸多挑战，杨廷和展现出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当乾清宫发生火灾，杨廷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整顿朝纲、规劝君王的好时机。他建议武宗暂时移居侧殿，以示自我反省，并鼓励群臣上书直谏，力求改善朝政。在杨廷和的带领下，内阁同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恢复早朝、加强与两宫太后的联系、重视经筵讲习等，以及减少不必要的建设、限制皇室商店的运营、释放宫中僧人等，这些举措针对性强，旨在解决时弊，但遗憾的是，武宗并未认真对待这些奏疏，使得这些良策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个人生活方面，杨廷和也面临着考验。父亲去世后，他多次请求离职守丧，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才得以实现。他坚持为父守丧三年，这一行为在当时内阁成员中树立了先例，体现了他对于传统孝道的坚持。

武宗时期，由于皇帝长期在外巡游狩猎，忽视朝政，国家治理出现了诸多漏洞。杨廷和虽多次劝谏，但武宗置若罔闻。面对武宗的种种不羁行为，如自封官职、化名南征等，杨廷和始终坚持原则，拒绝起草不合礼制的敕谕，甚至不惜得罪皇帝。尽管如此，面对权臣如钱宁、江彬等人的专横，杨廷和尽力保持立场，虽然无法彻底压制，但也不曾屈服，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的风骨。

特别是在正德十四年，面对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杨廷和及时提出预警和对策，虽然未能阻止叛乱的发生，但在平叛过程中，他坚持留在京师，稳定大局，并数次上疏请求武宗回京，展示出对国家稳定的高度责任感。即便在武宗南征归来后，他依旧坚持原则，主张在宫内依法处置朱宸濠，维护了国家法度和皇家尊严。

六、迎立世宗

正德十六年，随着明武宗的骤然驾崩，大明王朝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权力交接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廷和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智慧和果敢的决断力，成功引导帝国渡过了这一难关，迎立了新的君主——明世宗朱厚熜。

武宗去世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杨廷和在得知武宗无子的情况下，依据《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原则，明智地提出了迎立武宗从弟朱厚熜为帝的建议，得到了武宗生母张太后的支持。他随即起草遗诏，安排各项事宜，以确保皇位平稳过渡，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精简军队、赏赐边防部队、撤销非必要的机构和人员、遣返进贡的使臣、释放囚犯、停止不必要的建设等，这些举措大大整肃了武宗时期遗留的种种弊政，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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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厚熜尚未抵达京城的三十八天里，杨廷和作为实际上的国家治理者，总揽朝政，他的领导使得朝廷在权力真空期维持了稳定，并为新皇登基铺平了道路。他起草的 登 极 诏书，虽然遭遇了试图删改的风波，但最终得以完整发布，大大消除了正德年间的积弊，大幅削减冗员，节省了大量财政资源，同时也打击了宦官势力，巩固了皇权。

朱厚熜即位后，杨廷和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负责经筵讲习，还担任《武宗实录》的总裁官，其政治地位和声望达到了顶峰。面对潜在的威胁，世宗特令士兵保护杨廷和的安全，显示了对这位重臣的重视。杨廷和趁此机会，进一步提拔正直官员，强化朝政管理，显示出他致力于构建清明政治的决心。

在处理王琼案等重大事务上，杨廷和坚持原则，尽管外界有对其独断的质疑，但他坚信年轻的世宗能够理解并支持其为国家长远考虑的决策。他不断劝勉世宗遵循祖训，重视教育，勤政爱民，严明赏罚，这些劝谏多被采纳，体现了杨廷和作为首辅的深远影响力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七、大礼议之争

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在遗诏中的措辞及对新帝朱厚熜即位礼仪的安排，引发了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争议，这场辩论围绕着朱厚熜应如何称呼其生父母及已故的孝宗皇帝，直接考验着杨廷和的政治智慧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