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即位后，富弼复出，担任枢密使，负责国家军事事务。然而，因足疾困扰，他不得不辞去要职，转任镇海节度使，其间屡次加封，最终累封郑国公。尽管身体状况限制了他在中央的直接作为，但富弼依然以其深厚的政治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国家军政大事保持关注，以顾问身份为朝廷提供决策建议。

至宋神宗即位，富弼再度受到重用，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首相，重返权力巅峰。此时的富弼，以其深思熟虑、稳健务实的治国理念，力主和平，劝诫年轻的神宗皇帝“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这一主张，既体现了他对当时国内外局势的清醒认识，也反映出他对于战争代价的深刻忧虑。富弼认为，和平环境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民众福祉至关重要，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这一时期，富弼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对朝廷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积极推动内政改革，注重民生改善，强调法制建设，力求构建一个公正、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他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通过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友好交往，维护边疆安宁，为北宋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六、反对新法，晚年坚守立场

面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富弼基于对国家稳定与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毅然站到了反对派的前列。他认为，新法虽旨在富国强兵、扭转积弊，但其措施过于激进，若强行推行，可能会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剧烈震荡，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诸如青苗法等涉及金融借贷、土地改革等敏感领域的政策，富弼担忧其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官僚舞弊、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恐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任亳州知州期间，富弼坚决拒绝执行青苗法等新法措施，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变法的抵制态度。他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认为应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兼顾各方利益，避免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社会失序。这种立场使他与积极推动变法的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同时也凸显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民众福祉的执着坚守。

退休后，富弼以司空、韩国公的身份致仕，退居洛阳，但并未因此淡出政坛，反而持续关注国事，多次上书请求废止新法。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放弃对新法的批评与反思，这种对国家责任的执着，直至生命终结仍不衰减。尽管其反对变法的立场在当时引发争议，但富弼的坚持也体现了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度忧虑以及对社会公正、民生稳定的不懈追求。

七、身后哀荣，历史评价

元丰六年（1083年），富弼病逝，享年八十岁。朝廷追赠太师，赐谥“文忠”，足见其生前功绩得到官方高度认可。后世更将其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彰显其在北宋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历史学家评价富弼为“公忠直亮，临事果断，功成退居，朝野倚重，有大臣之风”。他既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手，又是熙宁变法的坚定反对者，其复杂且矛盾的角色，恰恰反映了北宋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多元与变迁。

综上所述，富弼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坚定的国家信念、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复杂的历史定位，塑造了一位跨越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既推动革新又抗拒变革的北宋重臣形象。他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主张，为我们理解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以及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