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易，制度改革更难，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还关系到知识阶级的观念。

儒法之争由来已久，以儒家大获全胜为结果——至少儒生是这么认为的。即使钟繇、高柔这样以律令传家的人，他们也自认为是儒生，绝不会以法家自居，春秋治狱已经成了共识，如何解释法律条文，要看执法者有什么样的目的。

按法律条文办事的人被称为法吏，并不为世人所重。这个时代的名士以藐视法令为尚，只问该不该杀，不问能不能杀，所以才有李膺杀张朔、岑晊杀张泛这样的事发生。

张朔、张泛当然该杀，但无视律令显然不是治国之道。孙策对钟繇说，律法必须要改革，这是治国之本，但究竟怎么改，要反复斟酌，不能大而化之。他不提具体的要求，但有几条原则：

一是不能太严。太严了，动咎得罪，容易成为官员手中伤害百姓的工具，官逼民反。

二是要明确。什么样的事不能做，做了就有什么样的后果，要让百姓能够理解，不至于产生混淆，也不能让官员有太多的操作空间。立法的目的是规范百姓的行为，减少犯罪，而不是为执法而执法。

三是要有辩护。有罪无罪，不能只听官员一面之辞。

钟繇对前两点没什么意见，最后一点却是不明所以。孙策略微解释了一下。

在见钟繇之前，他也对相关制度做过一些了解，和张纮、虞翻以及高柔、伊籍等人都有过商讨。仅从制度而言，秦汉法律是很慎重的，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子，通常都要经上级部门复核，杀人甚至要皇帝亲自批准。但案件审理还是由官员独立完成，并没有给当事人多少辩解的空间。会不会出现冤案错案，会不会出现判罚不准，取决于官员的人品。

但人品这种事往往是不可靠的。地方审理案件的都是本地人，太守、县令不可能脱离本地掾吏的协助独立审案，有没有人在太守府、县寺当差，就成了有罪无罪的关键，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异己的事屡见不鲜。

孙策希望能建立一种辩护的制度，让另一方也有发声的机会，以抑制执法中的循私舞弊，公器私用。

钟繇听完，眉头紧皱。“大王，如此一来，只怕官吏数量太多，朝廷供养不起啊。”

“公所言甚是。”孙策抚着额头，也有些头疼。管得细了，官员的数量就会增加，相关的支出也会暴增。别的不说，他将郡县的民政、军事、监察权分开之后，原本一郡只有一个太守，一县只有一个县令长，现在又多了郡尉、郡监、县尉、县监，俸禄开支也因此翻了一番。如果按照他的设想，对执法进行细化，初步估计，俸禄开支至少要增加三成。

古代官制大而化之有时候是不得已，一是技术无法实现，二是财政开支负担不起。

“所以只能挑最要紧的先做。不知钟公有没有听过一个二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