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几年每况愈下，减薪、裁员、离职乃至歇业潮蔓延全国报界。每隔几年，就迸出来一个让人心惊胆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体、app。在混沌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东西都在开天辟地，取代学历、户籍、编制、职称等等日趋过时的分类标签。如今，一个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可能起薪不如农民工，也可能通过开网店、办自媒体、甚至网络付费直播吃喝拉撒，秒杀一名中年企业高管的薪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改变命运的头号力量不再是知识、技术、经验，甚至不是人脉，而是被网络放大的“颜值”（容貌数值）。

在从业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遭遇失业的危险。曾经困扰父辈的那个词“下岗”，现在有了一个更动听的说法，叫“转型创业”。然而，我依然不敢选择辞职。我害怕一无所有，害怕从头再来，哪怕我上的学校、入职的单位，都以“敢于卓越”著称于世。“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我逐渐疏远了昔日的交际圈，有4、5年时间通宵达旦地沉湎于网游，停止了写作。

2010年末，我去欧洲出差，抽了一天时间去苏黎世见dora。她还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已婚、怀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着我的样子，那种略略皱着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个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独有的。

天气晴朗，我们在旧城区的圣母教堂分别。她转身轻轻地拥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对我说，祝你成为一个unique的写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间发出像沙砾一样细微而温柔的脆响。

从苏黎世返回卢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埋头无声地痛哭。我似乎又听到了大学时代那个女生半夜发出的哀嚎。

我戒掉了网瘾，重新尝试写作。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身为一个“优等生癌”晚期患者，我开始思考一个听上去很可笑的问题：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而不是赛道上享受掌声的英雄，我该怎么办？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术台。出院之后，每当听说有同龄人因为癌症、抑郁、过劳猝死等原因离开人世时，我的心情都有如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情形：女主角听见甘西迪总统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西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我开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会被界定为“无用”的事，例如练习长跑，参加公益活动，还有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我怀疑，我此前30多年的时间一直追寻的，不过是一种平等的错觉，而我却对那些生而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视而不见。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成功？拿什么去衡量一个人的杰出？所谓“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说的，不就挣点钱，被傻x们知道吗？还是像dora所说的，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摸着良心说，我还没有藐视财富的底气。我其实很想发财，想得要命。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的朋友们令我深深怀念的，其实与她们的“优秀”无关。有一年冬天，阿娟顶着寒风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卖玉米。然后在长途电话亭前排了2个钟头的队，给我们几个室友挨个打电话拜年。

还有若干年前，dora曾诚挚而郑重地向我推荐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读完这本书，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

这些经历，在今时今日从“点头之交”没落退化为“点赞之交”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显得如此罕有，无论是脸书还是微信朋友圈。

记得分别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着利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尽头，就会看到苏黎世湖。

那一天，利马特河泛着金波，从密密麻麻的建筑、站台、广场中穿过，像拨开两旁垂挂的厚绒幕布一样，露出远处那一线仿佛是静止的烟蓝色。

我还没有看到那片属于我的苏黎世湖。我仍在路上。